公文传播学：研究公文传播活动的系统学科

公文传播学作为公文写作与传播研究的交叉领域，是以公文写作和传播的一般现象和规律为基本对象，研究公文作为社会信息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运行的历史、特征、规律、价值等各个基本问题的学科。

信息栏

中文名：公文传播学

外文名：Public document communication

所属类别：系统学科

研究内容：公文传播活动

分类：纸质公文传播、电子公文传播等

适用领域：传播、公共管理

一、学科属性

公文传播学是公文学和传播学的交叉学科，公文传播学在作为一门学科被建构的过程中，不仅立足于公文学和传播学，也需要借鉴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符号学、文化学、秘书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其研究范畴除上述的角度外还有更为广阔的领域，有着丰富的资源和辽阔的前景供各学者深入研究。

二、诞生背景

进入融媒体时代，自中国古代社会已有的公文写作和传播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社会和公众对公文运用和传播也在不断更新和规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新被重视的关于公文、应用文的研究迄今已经非常成熟，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但公文与传媒、互联网的结合后所出现的跨媒介传播形态和交互领域，却少有人问津。已有的公文、传播供给，很难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公文传播的研究和发展长时间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只有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少数高校招收应用写作、公文写作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与我国公文写作人才的实际需求、我国悠久的公文传播历史和丰富的传播内容不协调。因此，公文写作亟须突围，需要寻求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学科融合发展路径。新文科建设的提出，给公文写作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新文科建设旨在推动文科全面复兴与发展，其重要途径，便是学科交叉融合。在新文科语境下，国内学者袁智忠首先提出了“公文传播学”这一交叉学科概念，其与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研究生团队、重庆市应用写作学会李天福、林克勤、李红秀、殷俊、田义贵、谢梅、秦红雨、韩敏、刘丹凌、汤天甜、代玉梅、刘小霞、韦济木、李芹燕、杨汉瑜、黄文贵、彭成等学者，借鉴国内已有的关于公文传播的研究成果，联合和邀请国内包括陈汝东、洪威雷、毛正天、张江艳、王万洪、谢梅等专家学者，于2021年、2022年召开了两次应用写作与公文传播学术论坛，特别是2023年6月24日在重庆文理学院召开了“新时代公文传播与社会治理文明”学术论坛，成立了“国际公文传播学会”（袁智忠任首任会长），在学界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公文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在理论层面上，对传播学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创新做出了显著贡献，在实践层面上，公文传播学敏锐捕捉到媒介化时代融媒体体制下对外话语和信息传播的创新，从而在公文的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方式等方面进行了革新，吸纳中华优秀文化和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话语体系下不断发挥其社会治理的效能。学者袁智忠等人的论文《交叉学科视域下的公文传播学》（《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22年第10期）、《媒介化社会语境下公文传播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全媒体时代的公文传播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动态》2023年第10期）、《公文传播：从传播行为到一门交叉学科的诞生》（《写作》2024年第1期）、《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交叉创新学科的诞生——〈公文传播学〉序》（《应用写作》2023年第11期）和专著《公文传播学》（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2023年6月）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公文写作与传播交叉研究的学术命题，建构了一套公文传播学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其既是对传播学学科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公文、应用文学术研究思路、体系、方法的拓展，同时还对管理学、秘书学、文化学、写作学等学科具有学术拓展意义。

三、建立必要性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当今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工业社会中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但造成了诸多灾难，还产生了不可预知的风险，这些风险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疾病流行、特大事故等，都是风险社会的表现。在处置风险的过程中，政府如果缺乏与民众的沟通就有可能会对政府的形象、声誉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消极影响。因此，作为政府与民众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公文在当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更加凸显。

同时，人工智能和学科交叉的发展，已形成一个无法阻挡且无法回避的时代发展趋势，这对社会科学来说，当然包括写作应用文写作、公文写作，迭代更新是必然的选择，跟上了这种发展趋势就出彩，掉队了就可能出局。这需要冲破学科固有的藩篱，以学科之鉴超越学科的隔阂，才能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襟怀，勇于接受新学科、新技术，推进公文传播学、应用写作学、写作学处理好术与道、民族性与世界性、时代性与习惯性的科学结合，以适应和促进世情、国情、社情的发展和变化。

四、基本介绍

什么是公文传播学，这是关系到公文传播学的任务和研究对象的首要问题。

在回答什么是公文传播学之前，首先需要研讨什么是公文学和传播学。

近年来，学界逐渐对我国公文学划定了较为明确的界限，柳新华提出“中国公文学，是以中国的公文写作活动为特定对象，探讨公文写作与处理规律的一门学问”。简单来讲，公文学是探讨公文写作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

传播学源自西方，传播的概念有“共享说”“互动关系说”“符号说”等不同的说法，总体来看，传播就是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那么，传播学就是对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规律的一门学科。

在此基础上，公文传播学是以公文写作和传播的一般现象和规律为基本对象，是公文学和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研究公文写作和传播的一般现象、形态、特征以及在其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伦理等现象、规律的学科。

五、研究内容

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相应要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语境。公文传播学是站在公文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点上，研究公文写作和传播的一般现象、形态、特征以及在其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伦理等现象的学科。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今天的公文传播已不再是纸质公文时代的单向传播，而是借助各种新媒体形成了快捷、多渠道的互动传播。大众和管理部门在新的公文传播语境下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系也更加快捷、方便、紧密。因此，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公文就显得非常必要。更进一步，把公文学和传播学交叉结合起来，既是现实呼唤，也是学科创新的必然要求。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式和体系的建设，需要借鉴公文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已有成果。

（一）与公文学相关的研究内容与体系

公文传播学必须立足于公文学的研究基础，借鉴其研究内容和体系。因此，公文传播学可以研究以下几方面内容。

公文传播的历史。我国的公文活动从夏商时期便开始了，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而历史是任何学科研究的基础范畴，公文传播学在建构伊始即要研究其历史，其中包含公文传播学相关的人物和作品，在时代流动中的节点、阶段特点和变化，发生的相关案例事件，以及从历史中总结未来的发展趋势等，从时间的线性角度丰富公文传播学的理论基础。

公文传播的管理。一般而言，公文管理主要分为制度和程序两个方面。就制度而言，我国对公文的制作和应用有着细致且全面的规定，目前使用的是2012年版《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但在制度规定外，公文从制作、发布到接收都有着严谨的程序要求。对于信息传播，目前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就对信息传播起到了规制作用，但公文其自身的严肃性则对公文传播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因此，公文传播的管理，更多需要关注公文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效应，如公文在传播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其背后的根源等。

公文传播的符号。公文标点符号的易错性一直是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且强调的问题，但本文所提到的符号是符号学家索绪尔所提出的能指和所指相结合的广义上的符号。总体而言，公文符号指公文中的各种形式符号，是公文在写作与传播过程中使用到的具有外在形态和内在意义的事物。因此，对于公文传播的研究在符号角度则需要探讨公文传播的符号系统，既从宏观的符号系统出发，又关注微观的系统内部结构，如文字符号、印章符号以及其他符号。

（二）与传播学相关的研究内容和体系

拉斯韦尔在“5W”模式中最早明确了传播学的传播对象，对传播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他对反馈机制的忽视也是明显的问题。因此，本文对传播学研究内容和体系的借鉴既基于传统的“5W”模式，同时又立足于新的媒介环境中公文传播在内容与形式层面的新发展、新变化，归纳出公文传播学的研究内容。

1.公文传播的主体。

在我国，公文通常由某一领导机关或权力机关发出，该单位作为责任机关对所制发的公文负责的同时，其自身的级别以及在整个行业系统中的位置都对公文有着影响。其次，公文的拟稿人也是公文传播的重要主体，拟稿人的专业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份公文的质量。传播过程不仅是简单地传播信息，其中蕴含着主体的意图，更是一个劝服的修辞过程。因此，不论是主体本身对公文造成的影响还是其目的的达成，都要求公文传播研究中要加强对传播主体的重视。

2.公文传播的内容。

对于多数领域而言，内容都是核心所在，公文传播领域也不例外，甚至更加重要。公文的权威性决定了公文内容语言上需要更加严谨、准确，其观点则需符合国家方针政策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从而正向地起到告知和指导的作用。同时，内容的把关也是应当引起重视的重要维度，媒介技术的发展，发声门槛的降低，使得劣质信息传播更加容易，因此，公文传播中对于内容的把关也需从签发阶段的审核扩展到传播过程的每一阶段，如何更好地把关也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话题。

3.公文传播的媒介渠道。

20世纪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随着技术对人的渗透，媒介环境学主张的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认为一切技术都因媒介、环境和文化受到关注。而技术的影响也辐射到公文领域，如公文的传播渠道。随着移动互联网融入大众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电子公文逐渐成为公文传播的主要渠道，如由微博兴起的微博公文等也成为主力。公文从甲骨文、金文等传统媒介扩展到如今的电子公文，随着新媒体作为一个变动中的概念在变化的同时，公文传播的媒介也会不断更新，我们既要关注公文传播现有媒介形式的特点、优势和不足，更要探索新的模式以完善现有的媒介体系。

4.公文传播的受众和效果。

如同“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中的编码与解码，受众如何解码即如何理解公文传达的信息，是公文达到其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受众的接受心理也影响着受众的解码结果。在我国公文的实际应用中，大部分解码者也是编码者，在作为接受对象的同时又是发文主体，如何在公文中协调好两重身份也是需要关注的角度。

5.公文传播的反馈。

反馈是传播中的重要机制，不仅可以检验传播效果，更展现出受众的意见、态度和观点。冒志祥在其论文中从反馈主体的多元化、对等性和同步性上论证出公文传播反馈直接化的新特点。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公众的反馈渠道不断便捷化，形成了双向、实时互动的新机制。由公众反馈所形成的大众舆论成为检验传播效果、不断改善传播过程的重要方式，因此公文传播的反馈既要关注反馈中展现的公文传播的效果，也要关注反馈机制的合理化、科学化建设。

（三）与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内容和体系

在系统论中，不论是社会整体还是其中的各个部分，都是作为系统和子系统的连接存在。而公文传播活动在其独立运作的同时，也是作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在发挥作用，公文传播实现其功能和价值的过程也是社会管理和运行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一书中，明确将社会学中各种流行的理论划分为社会事实、社会释义和社会行为3种不同的基本范式。其中，社会事实范式特别是它的结构功能主义，从社会学经典时代以来，一直在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中占有主流社会学的位置，这一范式也一度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名词。对社会事实主义者来说，其范式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事实。布劳（P Balu）对社会事实又进一步作了两类区分：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公文传播学可以借鉴这一经典社会学理论建构自己的内容体系。

1.公文传播与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指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广义而言，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狭义来说，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是社会的基本要素，就公文传播而言，公文的生产和传播与社会各层级结构的关系，对于各结构体建设的意义，如对于机构的形象建设等内容，都是其研究的内容。

2.公文传播与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既指一个社会中不同领域里的结构和规则，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又可以指具体的行为模式和办事程序。制度是进行社会治理最直接且权威的方式之一，在公文传播学的研究体系中，对其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应拓展到与社会管理的关系研究，而除制度外，道德伦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思想中，道德实在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功能的同时，道德的首要任务是对人的行为的外在要求与约束，从而进一步调节社会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对公文传播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既要包含制度方面，也要包含道德伦理方面。

3.公文传播的一般理论。

不仅在社会学领域，包含传播学、公文学等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如社会学的道德社会学理论，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等大众传播效果理论，甚至是各学科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都是一般理论的范畴，而公文传播学也需补充和完善自己的一般理论。公文传播理论是传播视角的公文理论，前面所论述的不同层面的理论，归结、整合起来，包括公文传播的历史、公文传播的属性、公文传播的形态和功能、公文传播的符号和语言、公文传播的主体、公文传播的内容、公文传播的渠道、公文传播的效果和反馈、公文传播的伦理、公文传播与社会治理、公文传播的受众与教育等等，均可纳入公文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六、研究价值

（一）公文传播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公文与传播，如影随形，几乎所有的公文活动，要么本身就是传播活动，要么是通过其他媒介进行传播的。随着公文学和传播学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部分越来越突出，成为公文学学者和传播学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公文传播现象随阶级、文字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早在我国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公文传播就已经较为发达了。虽然公文传播现象早已有之，但真正对公文传播进行研究的学者甚少，公文传播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正是如此，将公文学和传播学有机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在理论上不仅拓宽了公文学和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实现了公文学和传播学的融合，还涉及了社会学、管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秘书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为促进公文传播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公文传播学研究的社会价值

在当代社会，公文传播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公文传播不仅发生在各层系统内部，它的传播范围是全社会的，甚至是全球的。公文传播涉及各级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和运行，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对公文传播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首先，公文传播是政府提高效率、改革和挖掘自身潜力的重要途径之—。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现代民主与网络通信技术的结合使公文传播空间得以空前拓展。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公务活动大幅度膨胀，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显现，突发性事件逐渐增多，这就必然要求我国党政部门能够及时制定出合理正确的政策。那么较之以往就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和更加及时有效的公文传播，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应对危机、化解矛盾。

其次，公文传播对社会公众的政治社会化、增强公众的政治意识、促使公众自觉参与政治，进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公文传播可以扩大公众的知情范围，传达各个利益阶层的政治信息，同时也是广大群众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文传播可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意识，促进政府的透明度和高效运作，进而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最后，公文传播是国家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贫富存在差距等现象逐渐显现，危机事件的发生率增高。在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公文传播正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公文传播，政府可以获知弱势阶层的利益要求，并向社会各阶层提供弱势群体的声音，较为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公文传播为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提供了表达利益和相互交流的条件，是政府与社会对话的重要桥梁。由此可见，公文传播对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公文传播学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

七、现状与前瞻

我国的公文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公文写作长期被纳入基础写作的体系中，处于一种从属于文艺学、文化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公文才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并逐渐开始系统化、科学化发展，代表性成果包括马魁深编著的《公文写作学》、裴显生主编的《公文写作概论》、苗枫林著的《中国公文学》等多部著作。其中，苗枫林的《中国公文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建构了中国公文学，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创新价值。就公文传播学的研究情况而言，目前对公文的传播活动的相关研究其实并不少见，如电子公文、微博公文等是基于公文的传播渠道进行的研究，公文的接受则是传播受众和传播实现的效果范畴，包括目前热议的公文中出现的格式、语言等问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2001年，彭光芒的《关于网络传播与电子公文的思考》一文从传播渠道角度分析了新的时代环境下电子公文所带来的新变化、新问题及各界的应对措施；同时，文章还提出，电子公文写作这一课题需要各学科通力合作，而传播学便是其中之一。

这之后的公文传播研究逐渐从公文的类型、历史研究等方面拓展到传播理论下公文的传播渠道、受众等方面。唐团结的论文《公文传播的规定性与非规定性》从公文在其传播源、传播内容、传播通道、传播管理、传播对象等方面探讨了公文传播的规定性和非规定性，也从公文传播者、公文守门人、公文传播技巧、公文传播通道和公文受传者5个方面对公文传播规定性与非规定性进行了传播学角度的分析，不仅借鉴了传播学的“5W”模式，更将“把关人”等理论灵活融入。而在论文《说服性传播理论视阈下的公文写作策略》中，郑立新也借助传播学者霍夫兰的说服理论，论证了公文传播对有关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的劝服目的，以及公文信息内容本身、传播方式对说服效果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林曦的《浅谈传播技巧在公文写作中的运用》一文中，作者更从传播技巧出发，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传播学中明示态度法、敲警钟法、感情交流法、尊重事实法和重复结论法等对公文传播的影响。

公文传播的渠道一直是公文传播关注的热点，尤其是进入电子公文时代以来，随着电子政务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现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也有了更多相关探讨。冒志祥的论文《谈政务公开下的公文传播》和《网络语境下的公文传播与受众参与》便通过传播方式和受众两个切入点分析了政务公开环境下，公文传播的新特点、新问题和对应的解决措施。《全媒体时代应用文写作、传播及舆情应对》《微博公文对传统文书学的挑战》《小议公文传播新途径》《微博公文——当代公文传播新推手》《网络新媒体语境下周知性公文的变化趋向研究》亦作了相关研究和探讨。

目前的公文传播研究的文章逐渐增多而且不乏全面且深入的学术见解，既有《以传播学视角看行政公文中网络语言的运用》《大众传播时代公文的写作、传播：问题及反思——以山东五莲县涉及杨守梅教师事件的3份公文为例》的内容研究，也有《政府公文大众传播效果优化研究》《当代公文传播效果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公文写作与传播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反思——以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例》《公文传播与农民政治素质的培养》的效果研究和功能研究，还有如《公文传播视角下的涉警舆情演化机制研究——以成都市第四十九中学校学生坠亡事件为例》的舆情研究，更有以《公文传播与政治权威——以民国为考察对象》《雍正朝公文传播研究》为例的历史层面的纵向研究。以上成果既不脱离历史中的公文传播，也关注当代公文传播的社会现状，推动了公文传播学研究的系统化和立体化发展。

因此，虽然目前将公文从传播学的学科立场和研究视角进行提炼和归纳的学术研究成果还不多见，更缺少从学科层面将公文学与传播学进行交叉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著作，但公文传播已成为大众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公文传播的研究和公文传播学的建构将是符合两个学科发展需要、推动学科创新的必然趋势。